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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录时间:2019-08-30 10: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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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UCCA尤伦斯和毕加索博物馆共同策划特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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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个月底,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工作的肖岩坐地铁时,忽然发现地铁8号线已延长至中国美术馆了。他马上想,这下好了,以后再去美术馆看画展可就便当多了。但他转念又一想,觉得本人这些年看画展,去得更多的似乎还是798。这不,他曾经约了朋友一同去看《毕加索:一位天才的降生》画展。这个由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和法国国立巴黎毕加索博物馆共同筹划的特展,是798艺术区今年以来一个重要的高程度画展,展出时间是6月15日到9月1日,肖岩可不想错过。
 
  经过多年的耕耘,798早已成为一个成熟的艺术社区,成为北京的一座文化地标,成为本地和外地年轻人在北京的时髦“打卡”地。但是798也有让肖岩觉得不爽的中央,一个是觉得近些年,798的艺术范儿不那么足了,商业气息越来越浓。当然这也一定不是一件好事。一个是798交通不便,无论是开车还是坐公交车或者地铁,都不那么顺畅,对正南正北的四九城老北京来说,798的位置显得有些旁逸斜出,不够方正。而798的这个先天缺乏,自有它的历史缘由。由于798艺术区的前身,乃是位于北京东北郊酒仙桥大山子的一片宏大而又神秘的工业区。
 
  明代的小品文大家袁宏道写过一篇《满井游记》,描写了400年前北京城外东北近郊一带的风光。公元1599年的初春,袁宏道“偕数友出东直,至满井”。他所看见的是“高柳夹堤,土膏微润,一望空旷,若脱笼之鹄。于时冰皮始解,波色乍明,鳞浪层层,明澈见底,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。山峦为晴雪所洗,娟然如拭,鲜妍明丽,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。柳条将舒未舒,柔梢披风,麦田浅鬣寸许”。
 
  明末居京文人刘侗、于奕正所著的《帝京景物略》,印证了这里曾是人们春游的首选之地。“出安定门外,循古壕而东五里,见古井,井面五尺,无收有干,干石三尺。井高于地,泉高于井,四时不落,百亩一润,所谓滥泉也。泉名则劳,劳则不幽,不幽则不蠲洁。而满井傍,藤老藓,草深烟,中藏小亭,昼不见日。春初柳黄时,麦田以井故,鬣毵毵且秀。游人泉而茗者,罍而歌者,村妆而蹇者,道相属,其初春首游也”。
 
  古人笔下的满井今在何处,已不可考,但是从东直门向东北方向,再走远一点,就是一个名叫酒仙桥的中央。酒仙桥的地名源于东赵家村南坝河旧河道上的一座三孔桥。相传有一酒仙过桥时掉入桥下两篓酒,自此河水泛溢酒香,故名酒仙桥。桥名逐步演化成地片名,沿用至今。
 
  今天的酒仙桥东有一个2007年建起的郊野公园,名叫将府公园。公园内有一“酒仙壁画”,讲的是另一个版本的酒仙桥来历故事。
 
  传说陈各庄有个酿酒作坊老板陈天寿,他酿造的二锅头远近出名。一天,有个白胡子老头到作坊来讨酒喝,陈天寿叫伙计搬出酒坛子给老头往大碗里倒。老头一连喝了五大碗才尽兴。当他站起身要走时,突然身子一晃倒在地上睡着了。陈天寿把老头背进屋放在床上,转身一看,呀,老头变成了一只白毛狐狸。陈天寿知他是狐仙,没惊扰他,让他睡了一大觉。从此两人交往成了好朋友。第二年大旱,河里井里没了水,陈天寿挺焦急。狐仙来了,帮他在作坊门口打了一眼井。那井水特旺,本人冒出了井口哗哗往外流。用它酿酒,比以前还好。
 
  京城的八王爷听说陈天寿打了甜井,酿了好酒,赚了大钱,就想霸占它。他想了一个坏主见,奏请皇上让陈天寿第二天进贡好酒。可是头天夜里,他派人把陈天寿进京路上必经的木桥给毁坏了。第二天,陈天寿赶着装满酒的马车刚上桥,就听轰隆一声,人仰马翻地掉进了河里。陈天寿一闭眼心说,完了。可当他睁开眼时,马车却过了桥,本人还稳稳妥当在车上坐着。他晓得酒仙救了本人,就把这座桥命名为“酒仙桥”了。
 
  传奇毕竟只是传奇。酒仙桥这个名字固然好,但是古人笔下的田园风光,几百年下来,似乎也消散殆尽。解放前,这里是一片乡村原野,而且坟地居多。1950年酒仙桥地域树立行政村时,所辖住户300余户。


  新中国成立之初,百废待兴。这片荒野之地在短短几年中,变身为我国的电子工业基地,相继建起了774厂(国营北京电子管厂)、738厂(北京有线电厂)和718厂(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结合厂),由南向北,一字排开。
 
  据《国营第718厂(国营华北无线电器材结合厂)厂史》记载,之所以选址在这里,是由于依照北京市的规划,北京西面是文化区,东面是工业区,由于北京多西北风,工业区的污染物不会被刮到西边去。
 
  718厂筹备组成员、转业军人秦良文最早来到这里,征地,迁坟。从东直门到大山子,只要一条大车道直通畅义,也就是后来的京顺路。道上两条半尺深的大车沟,两边全是庄稼,也没有店可住,秦良文只好住在将台乡的乡长家,征地工作完毕时,秦良文也娶到了乡长的女儿秦友荣。真可谓不是一家人,不进一家门。
 
  今年88岁、早已退休的冯怀涵,不断住在离798艺术区不远、上世纪80年代工厂为职工盖起的红砖宿舍楼里。从1952年到1988年,她在718结合厂和后来的798厂长期从事铁氧体技术工作,担任过车间技术主任和设计所副所长等职务。前些年,她和她的先生沈执良共同参与了718厂厂史的编写工作。2017年10月,留念718厂落成暨开工60周年展览开幕式上,冯怀涵作为老一辈创业者代表发言。
 
  谈起几十年的峥嵘岁月,冯怀涵仍冲动不已。“建立718结合厂这个项目是周总理亲身批的。第一任总工程师是罗沛霖。他是美国博士,去过延安,在延安敲敲打打消费过60多部收发报机,抗日前线用的,十分有经历。他是我的校友,交大35届的。”冯怀涵说,由于当时苏联没有才能协助中国建立这么大的一个无线电元件厂,于是转向东德(德意志民主共和国,1949年10月7日到1990年10月3日存在于欧洲中部的社会主义国度)求援。“那会儿都是社会主义阵营嘛。东德同意了。国度派罗沛霖一个人在东德调查设计整个项目。但东德也没有这么大范围的厂子,他们根本也是一个产品一条消费线,散布在几十个小厂子或者研讨室里。结果是东德无线电行业整个一个工业局为我们设计成了一个结合厂。什么都有,应有尽有。在它的初步设计里有一句话,‘本设计掩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讯工业对元件的需求。’”这样范围的“洋、大、全”工厂,在当时的苏联和其他国度也是稀有的。
 
  罗沛霖曾回想说,718厂不属于苏联援助建立的156项大型项目,而是“一五”方案中独立的第157项,是东德在中国最大的工程。建立预算是1.4亿元钱。罗沛霖在东德参观了20多个工厂,初步构成了结合厂的设计文件。
 
  当时的东德没有任何一家工厂有才能单独完成这一巨型项目。结合厂的建筑设计是在柏林有了总体规划以后,拜托东德的建筑师设计的。当时,德方专家也曾倡议,在中央办公楼的设计上或者参考苏联人的作风,或者采用一些中国的民族方式,罗沛霖说,你们还是依照你们通常的设计做,怎样合理就怎样搞吧,因而也就有了后来和苏联那一套完整不同的设计。
 
  李瑞从张家口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任上调到北京担任718筹备组组长,随后出任第一任厂长。他曾经回想过工厂建立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:由于德方设计办公楼人防工程公开局部的规范很高,苏联专家以为能够节约一些。于是,李瑞去和德方总工程师范菲博士磋商。“当时,听我表达完我方意见后,范很严肃地板起面孔厉声问道:‘厂长李瑞先生,这倡议是您提的吗?我不置信!是谁提出的,您分明,我心里也明白(暗指苏联专家)。你要晓得,我们固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者,但我们的设计是正确的,是对中国人民担任任的。’最后,上级指导指示:仍按原东德设计施工,不再变卦”。
 
  其实,建立这样一个大项目,东德方面也遇到了很多艰难。专程来华参与718厂开工仪式的东德副总理厄斯纳在讲话中坦承,“建立这个工厂关于我们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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